中国真是历史悠久，悠久到外国的任什么事物都可以在中国的“古玩堆”里找到相类的东西。
流沙河先生在《Y先生语录》中说：“美学家去泰国旅游归来，向宾客出示与人妖合影。Y先生凑趣说：‘艳福不浅，做了精神嫖客。’美学家听了，差点发火。Y先生陪笑，急忙补充说：‘就是你讲的纯美感受嘛。’”
美学家的纯美感受是什么，让美学家去讨论，但人妖这东西在中国虽未曾有，却也不乏相类者焉。相类者为何？男旦是也。
若论男扮女，汉代已有“弄假妇人”的记载，但真正戏曲中的男旦始于何时，我却未曾细考。元明两代都是有女演员的，女演员的地位与娼妓仿佛。明代的教坊，实如官妓，犯官、罪人的妻女往往发往教坊，成了“淫贱材儿”，既要供人蹂躏，又要供人取乐。男演员从明初起就规定要戴绿头巾以示辱，他们的妻女大抵也是演员。后世称妻子有外遇者为戴“绿帽子”或“绿头巾”，其源盖出于此。到了大清朝的顺治年间，皇上禁止男女同台演出，旦角便都由男优担任，而女旦所遭的蹂躏也就同样落到了男旦的头上———他们演出前要在戏院两厢“站台”，为来看戏的大爷们递水、陪坐；演出时要与台下捧场的豪客“眼色相勾”；演出之余还要到阔佬儿处陪酒、卖笑，甚至还要同他们做些不伶不俐的勾当。他们虽是演员，同男妓的身份相去也不远了。泰国的人妖演出后到剧场外站在高台上同看客拍照，那情形同站台相仿。
男旦长期地模仿女人，说话、走路、举手投足，也便形成变态，同人妖相比，只是没有用现代技术作变性手术罢了。
不准男女同台，据说是为了风化。有了男旦，道学家可以安心了，即便“脂柔粉腻近仙姝”，也只是男人与男人的事情，不涉男女，也就无关风化了。就像那位美学家，他之所以敢于把同人妖的照片出示宾客，就是因为他搂着的毕竟是男人呀。要是同女娼一起的照片，必定秘而不宣了。风化的妙处就在于此。不甘于屈辱的艺人历代都有，程长庚老板还首倡废止站台，他们的勇气永远值得赞扬，但终于敌不过旧势力的强大，因此男旦也只有到新中国成立后才能重获做人的尊严。
今天，男旦已成陈迹，尽管有人仍对这男扮女的艺术赞美有加，我却欢喜这变异人性的“艺术”的消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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